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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篇·王阳明名言赏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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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原句

先生游南镇,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:“天下无心外之物,如此花树在深山中,自开自落,于我心亦何相关?”先生曰:“尔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;尔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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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段著名的论述中,阳明其实已经区分了花的存在和花存在的意义。

“花的存在”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的自在存在物,属于本然世界。它可以离开人的意识“自开自落”,不会因人的意识活动而生灭,它是心外之物,与主体“同归于寂”。

这里的“寂”指“寂静”,即人与花各自独立,没有沟通,而不是佛教的“灭”的“无”。然而花存在的意义则不同,它是主体的意向性指向的结果,它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,它“不在你的心外”,而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,与主体一样有了情感生命。只有当作为意义存在的花进入主体,在其存在的意义被激活而显现时,花的“颜色”才“一时明白起来”。

这里的“明白”,很有意味,它不是指花的颜色在人来时就“明白”,人不来时就不“明白”,不管人是否来此,花的颜色一然如旧。这里的“明白”指花的颜色相对于主体的意识而“明白”,即花树在“心”的观照中显现了它的意味,由纯粹的本然世界(寂)进入了意义世界(明白)。在此意义上,我们可以说“看花”的“看”不是纯客观的“看”,而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“看”,它是一种最直接最亲密的功夫,也是一种唤醒,一种感召,或一种自我验证。所以“明白”二字是以主体的意向性的指向功能为前提的,它暗示了主体和意义客体的同时到场。

在王阳明看来,没有进入意义世界的东西的存在与否是无意义的,可有可无的,虽然他不否定“心”“物”相感之前“物”的客观存在。但物一旦进入了意义世界,其作为意义客体便与“心”的觉悟有关。“心”与“物”的关系便是其所存在于其中的意义世界存在的根据。叶朗先生主编的《现代美学体系》中对此种关系有过精辟的描述:“客体的显现(象)总是与对客体的意向密切相关的。”“由于我的投射或投入,审美对象朗然显现,是我产生了它,但是另一方面,从我产生的东西也产生了我。”在此意义世界中,主体与客体是互相依存的,二者是双向建构的关系:人物不相接时,同归于寂,不涉存在,人心无法展开;人物相接时,对象的外在形态和意义在人的意识中“明白”起来,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意义世界。

需要强调的是,在这个意义世界中,主客体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,主体全身心地进入客体之中,客体也以全新的意义与主体构成新的关系。对象对主体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可以认识的物,而在于它上面凝聚了主体的客观化了的精神意识。也就是说,对象向主体展示的不仅仅是它的形状、它的颜色。更重要的是它对主体的意义,这就使主客体的关系化成了每个个体自己的世界。在这里,客体和主体各以对方为自己的存在条件,对象物的存在是经过感受和体认了的存在。

从美学的角度看,这个意义世界就是一个“审美场”,审美主客体在此形成了种相互吸引的情感关系。以我观花,花着我之色(花之颜色因“我”而明白起来),以花观我,我有花之色(我的意识因花而明白)。在这种观感方式下,主体不但意识到在客观对象上以及由客观对象所表现的感情,也意识到在自己身上所唤起的相似的感情。所谓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“花自飘零水自流,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”,含有同样的意趣。

由此可见,“花的存在”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,“花存在的意义”则是人与世界意义的关系问题。王阳明的兴趣则在于后者。

综上所论,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“万物一体”四个方面,每一个方面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内涵。值得指出的是,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内蕴是非常丰富的,其美学思想、伦理思想、艺术思想、教育思想、生态思想、治理思想等等都以这四方面为基核,并可由此引申出来,所以,在根本上,它们属于同一哲学形态。但王阳明的佛教观虽然以其哲学思想为诠释立场,却不能由之引申出来,原因在于王阳明的佛教观涉及另一种哲学形态,即佛学。其实, 王阳明并无独立的、有意识地论述其佛教思想。在宋明道统、政统等语境中,儒家士人都会对儒佛之辨进行一个基本标准的判断:是儒非佛。这一判断成为宋明士人普遍的判断佛教的标准,其中内含着评判对象和立场。阳明亦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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